1911年，失势的亲王庆亲王汇丰银行存款就被英国佬爆出来有700多万英镑，换算就是一亿白银，差不多现在的200亿rmb。 这还只是一个汇丰银行的账户。
在大清朝的亲王圈子里，奕劻的起点并不算特别高。论才干、论学识，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都排不上号，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工作能力。但他有一项绝活：极其擅长揣摩上意，把慈禧太后伺候得舒舒服服。靠着这份见风使舵的本事，他从一个边缘宗室，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巅峰，接管了外事、海军、财政等重要部门，最后甚至被封为大清朝最后一位“铁帽子王”。
有了绝对的权力，自然就有了绝对的变现渠道。奕劻敛财的手法毫无技术含量，十分简单粗暴：卖官鬻爵。当时的京城官场上，流传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名号——“庆氏公司”。这家“公司”的总经理就是奕劻本人，主营业务就是大清王朝的各级官职。
“庆氏公司”有一个超级大客户，那就是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。袁世凯极其懂得走上层路线，为了保住手里新建陆军的指挥权，隔三差五就往庆亲王府送去巨额银票。有了奕劻在朝廷中枢保驾护航，袁世凯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。这种权钱交易做得很是红火，每天王府门前车水马龙，全都是来“进贡”的各路官员。地方官搜刮民膏民脂，源源不断地送进庆亲王府，换取更大的官职，接着再去搜刮更多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死循环，大清王朝的根基，就在这种“生意”中被彻底蛀空。
钱收得太多，怎么存放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大清国内当时有日昇昌等著名的票号，也有各大钱庄。按照常理，王公贵族的钱大多存在这些地方。偏偏奕劻对大清的金融机构没有半点信任。他非常清楚手里拿的都是些什么钱，也明白大清这艘破船随时可能沉没。
于是，他把目光投向了东交民巷里的外资银行，特别是英国佬开的汇丰银行。
奕劻把一车一车的黄金白银，秘密运往汇丰银行。据史料记载，由于他送去的金银数额实在太过巨大，且来路明显不正，连汇丰银行的英国高管都觉得烫手。洋人们故意摆出架子，多方刁难，甚至把存款的月息压低到了微乎其微的两厘，纯粹带有敲竹杠的性质。即便条件苛刻至此，奕劻依然坚决要把钱存进去。因为在他眼里，只有洋人的银行，才能保证这笔巨额赃款的绝对安全。哪怕大清亡了，他的荣华富贵依然能保全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奕劻是个彻头彻尾的“裸官”，把钱财全都转移到了境外势力的保护伞下，随时准备跑路。
其实，早在1911年英国记者爆料之前，大清朝廷内部就已经有人察觉了奕劻的贪腐行为。1904年，有个名叫蒋式瑆的御史，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明目张胆的蛀虫行径，拼死上了一道奏折，弹劾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上百万两的巨额赃款。
在当时，敢弹劾首席军机大臣，无异于摸老虎屁股。蒋式瑆的奏折一递上去，立刻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按理说，事情既然败露，朝廷总该派人去查个水落石出。慈禧太后确实也派了尚书鹿传霖等人去汇丰银行“确查”。
可是，这场调查本质上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走过场。汇丰银行属于洋人的地盘，大清的官员根本无权查账，洋人也以“为客户保密”为由拒绝配合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，慈禧太后根本不想动奕劻。晚清的政局风雨飘摇，慈禧需要奕劻这样听话、没有政治野心、只会捞钱的奴才来帮忙平衡朝局。一个贪财的王爷，在她眼里，远比一个有抱负、有手腕的权臣让人放心。
最后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。奕劻安然无恙，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御史蒋式瑆，反倒被扣上了一顶“妄言”的帽子，遭到了严厉的申饬，甚至被太监当面羞辱，最后只能黯然卷铺盖走人。这场弹劾丝毫没能肃清吏治，彻彻底底成了大清官场的一面照妖镜，让满朝文武寒了心。
当最高权力对腐败采取纵容态度，整个帝国的溃败也就进入了倒计时。奕劻的安然脱险，给当时的官场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：只要对上面绝对忠诚，下面怎么贪、怎么捞都没关系。
于是，官场中人有样学样，拼命搜刮。那些本该用来充实国库、建立新军、赈济灾民的真金白银，全都化作了外资银行账本上的一串串数字。奕劻的存在，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无情吞噬着大清帝国最后的元气。
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。1911年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全国各省纷纷响应。大清王朝这座百年老屋，终于在风雨中轰然倒塌。在这个决定帝国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作为首席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，毫无与大清共存亡的打算。他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
清帝宣布退位后，奕劻带着一大家子人，连同积攒了半辈子的金银财宝，从容不迫地搬进了天津的英租界。在洋人的保护下，他避开了所有的战火与清算。大清亡了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军阀混战中流离失所，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；这位导致大清灭亡的头号罪人，却在天津的豪华寓所里，靠着汇丰银行里那700多万英镑的利息，继续过着锦衣玉食、优裕闲适的生活。
直到1917年，奕劻才在天津的寓所里病死，安享了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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